只讲多缴多得，不谈缴费的公平性和缴费资金来源就是耍流氓。 这句话之所以刺耳，是因为它精准地绕开了那些用“多缴多得”来解释差距的叙事。“多缴多得”作为一个分配结果的原则，本身可以成立；但把它当作解释差距成因的理由，就必须先回答一个问题：那个用来“多缴”的钱，是谁的？以及，所有人是不是在同一个规则下“缴”的？ 郑功成在2026年说得很直白：我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中，个人筹资只占全部筹资的四分之一左右。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主要依靠国家财政供款，居民基础养老金则全部来自财政。 财政的钱来自全体纳税人，包括那些每月领两三千块养老金的企业退休人员当年缴的税。当一个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里，大部分来自财政供款，而一个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里，大部分来自他自己和企业在职时的工资扣除，这两笔钱在“多缴”这个动作里的性质，从一开始就不一样。 如果只看“缴了多少”，会以为差距来自个人选择和缴费努力。但拆开缴费的起点，看到的完全是另一套参数。 视同缴费年限的认定，是第一道分水岭。 企业职工个人账户多数省份在1992年到1996年间才建立，机关事业单位全国统一截止到2014年9月30日。同样1980年参加工作，企业职工能被认定的视同缴费年限大约10年，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能认将近35年。工龄是同一段工龄，但制度承认它的长度不一样。 视同缴费指数的核定，是更隐蔽的第二道。 企业职工多数省份统一按1.0核定，不管你当年是高级工程师还是普通工人；机关事业单位与职务职级挂钩，科级能到1.3到1.5，处级到1.6到1.9。同样20年视同工龄，计发基数8000元、过渡系数1.3%，按1.0算过渡性养老金每月2080元，按1.6算每月3328元。仅这一项，每月差1248元，终身领取。一个在井下干了十年的煤矿工人，当年拿的是社平工资1.5倍，井下津贴和高温补贴都体现在工资条上，到了养老金核算这里，全部被压缩成一个1.0。他在岗位上多付出的健康和风险，在指数核定表里找不到对应的刻度。 缴费基数的合规率，是第三道。 机关事业单位由财政保障按实际工资足额申报，合规率接近100%。而大量企业，尤其是中小微企业，长期按社平工资60%的下限申报。202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报告已经明确指出，“按照最低缴费基数（社平工资60%）缴费的情况普遍存在”。一个企业职工月薪8000元，按60%下限缴，个人账户每月存入384元；一个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月薪8000元，按实际工资足额缴，个人账户每月存入640元。多出来的256元，不是个人多掏的，是财政在替这个人“多缴”。然后用这个“多缴”的结果，去论证“多缴多得”的合理性。 职业年金的强制与自愿，是第四道。 2014年并轨时，机关事业单位同步强制建立了职业年金，单位缴8%、个人缴4%，覆盖率趋近100%。企业年金2004年就推出了，一直是自愿建立，截至2026年一季度覆盖率仅7%左右。超过九成企业退休人员，退休后只有一份基本养老金。“强制”和“自愿”两个词的区别，在退休后的账面上，是每月近千元的终身落差。而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的单位缴费部分，来源同样是财政。 把这四道参数放在一起，所谓“多缴多得”的叙事就露出了它的真实结构：在机关端，“多缴”的钱主要来自财政；在企业端，“少缴”在很多时候不是个人不愿意缴，是所在单位按最低基数申报的结果。起点上的“缴”，既不是同一个口袋里的钱，也不是同一套规则下的选择。然后用这个起点上已经被拉开差距的“缴”，去论证结果上“多得”的正当性。 郑功成对此的表述是，不能简单以“多缴多得”的商业逻辑来理解公共养老金制度。他进一步指出，养老保险的公平性不足，核心表现之一就是“缴费基数不一意味着筹资负担不公”。这个“筹资负担不公”的指向很具体：同样是为退休后的待遇进行积累，一部分人的积累由财政兜底，另一部分人的积累被单位压到最低档；一部分人强制拥有第二支柱，另一部分人绝大多数没有。 “多缴多得”在商业保险里是一个完整的契约：保费来自投保人的自有资金，缴费规则对所有人一致，回报与投入对称。但基本养老保险不是商业保险。它的钱有一部分来自财政，它的规则因为身份和单位性质而分化，它的“缴”在起点上就带着制度安排的不对称。把一个起点不公平的体系产生的结果，包装成一个起点公平的商业原则，然后告诉那些在起点上就被压低的人“你拿得少是因为你缴得少”，这才是那句话里“耍流氓”三个字真正指向的东西。 要谈“多缴多得”，得先把“缴”的钱是谁的、“缴”的规则对谁有利说清楚。不说清楚这两个前提，只谈结果上的“多得”，就是在用分配环节的原则，掩盖筹资环节的不公。 特别